言及时下流品杂陈的“通俗历史著作”，专业研究者们往往会表现出几分矜持甚至不屑。即便是作为学生的我们，也认为那不过是一件普及常识的简单活计，既不新鲜又不深刻。然而现在是改变观念的时候了，因为“常识”并不如
在大多数国人的脑海中，“历史”即等同于“故事”，而故事的核心是人物，灵魂是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情节的历史无论如何不能引人入胜。因此站在大众的角度，“历史”就是“叙事”。然对于当代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关注的“历史”却是以另一种面相出现，如制度、经济、风俗、思想等。由于当代中国史学主流仍处于“科学化”的总体氛围中，“发现规律、揭示机理”还是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的追求；在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中，“事件”与“人物”这些叙事要素虽然作为一种基础而被强调，但在实际研究中则居于从属地位。大众接受习惯与学者研究兴趣之间由此构成了巨大的鸿沟，并由此造成通俗历史写作的困难，学术工作者要为此负主要责任。目前的学术训练，要求学术工作者有“予流”的自觉；而紧跟热点问题的一大负面影响即是对于叙事的忽略。这不仅使研究者自身的叙事能力不断弱化，还意味着在他们眼中作为史料的叙事文本正在丧失其开放性与多义性。以唐高宗时代为例，研治隋唐史专业的学者都知道“关陇集团”的衰落、中书省地位的提升以及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等重大问题。不惟如此，我们还能从“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中找出大量的史料予以证明，如长孙无忌之死以及唐灭百济等事。因此，孟宪实先生在这本书中运用的材料大多为我们熟知。但由于我们在阅读史料时已有了某些特殊的关注，因此反而不能从唐高宗个人的角度对这些材料进行新的诠释。然而孟先生却能直接面对这些史实并加以重新编排，娓娓道来、别开生面，使我们仿佛在一座熟知的花园中发现了崭新的风景，一时大有“睫在眼前长不见”之叹。此种欣喜，远比在一个陌生领域中的发现更令人难以忘怀。孟宪实先生作为在专业领域有成就的学者从事进行通俗化的史学叙事，不但有助于弥合大众与学术界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也使如笔者这样刚刚跨入专业门槛的初学者受益匪浅。叙事之功，可谓大矣。
历史叙事之所以有力量，除了“精彩”之外还在于“节制”，持后现代立场之学者如海登・怀特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这种“节制”与其说是历史事实的内在制约，不如说是学者自身价值观念的体现。《唐高宗的真相》虽然是通俗读物，但孟宪实先生在介绍宫廷斗争时并没有故弄玄虚以迎合时下某些读者的“偷窥癖”，立论新颖又不失平实，足以表明史家治学所应有的严肃态度。当然，这本书的叙事策略也不乏可改进之处。孟先生在《引子》中曾把史学研究比作破案，并通过具体叙事重建了唐高宗的真实面目。然而笔者认为，孟先生所揭示的“真实”除强调其科学意义外，似乎还应展现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真实”：细密的叙事不但应展示出作者新颖的观点与敏锐的洞察力，更应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的多样与复杂。如果我们以此标准审视全书便不难发现，以明确的目的性作为唐高宗政治生活的基本主线，虽然清晰却失之简单，使得唐高宗的形象不够丰满。对于帝王而言，政治绝不仅是供他们自由施展才华的战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历程中，个人情感、理想乃至欲望无时无刻不与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自身高处不胜寒的权威纠结在一起，政治已成塑造他们人格的重要因素。仅从帝王生活中的“政治与人性”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他叙事策略展现出唐高宗精神世界中更复杂、更精彩的一面。
笔者由此联想到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两项任务：保存知识，面对现实。所谓“保存知识”，当然需要我们继承前辈学者的传统，做好当前的学术研究。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自觉，即我们的工作并不仅是积累客观知识，还要通过与古人的“亲密接触”为自身生命的存在提供支持，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便是“面对现实”的本意。仅仅满足于垄断某些偏僻知识的学者，绝不会有“历史感”或“历史的洞见”，因为知识本身不会自动转换为一种情感、一种能力，更不会救赎我们的灵魂。与传统史学作品相比，叙事性历史读物更有利于让历史学充分释放出其固有的艺术魅力，使作者与读者通过具体叙事、在发现与获取客观知识的同时完成情感与精神的塑造，最后指向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对于学者而言，写作叙事性历史读物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使知识本身不再神秘，作者的识见、气局、才学在读者的目光下一览无余。因此，让历史学界普遍接受叙事型的研究方法并不容易。然而有志于此的学者完全可以从非学术读物入手打开局面，因为非学术读物一样可以睿智深刻，一样可以传世不朽。我们呼唤能有更多孟宪实先生一样的学者投身于创作叙事性历史读物的行列中，让更多的人们感受到叙事的力量。
（《唐高宗的真相》，孟宪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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